徐景行能认识几个甲骨,是真的只认识几个,毕竟这玩意儿实在太抽象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连一个都认不出来,算有的字跟现在的简体字在结构是一致的,依然很难分辨。
另外人家好歹是铭,也是有艺术性的,很多字体也都写的很花哨,更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举个例子,人尽皆知的司母戊大方鼎边有“司母戊”三个甲骨,这也是这个名字的来由,是郭沫若提出来并且确定的。但这个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有其他学者认为鼎的铭应该是“后母戊”。
在商周时期,“司”和“后”两个字的写法是一样的,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司”通“祀”,有祭拜祭祀的意思,司母戊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而“后”的意思则是伟大、尊敬、了不起的意思,像“皇天后土”的后一样,是一个修饰词。
同一个字,两种不同的意思,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解读以后,20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业时,被移到新馆的“司母戊大方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
可是社会各界对于“司”“后”两种解读方式的争议不但没有因此消弭,反而变得更加激烈,连这只大鼎的相关机构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国家博物馆采用的自然是新名字,可是在这只大鼎的出土地殷墟以及国内唯一的国家字博物馆依然以“司母戊”来命名,社会各界更不用说了,争议更大。
这还只是单纯的释义争议呢,事实关于这只大鼎的铭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那铭是两个字或者干脆是一个字,更有人认为那是字与画的结合,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花鸟篆一类的象形符号。
这可不是那些人信口开河,而是这么解释也能解释得通。
徐景行在看到后母戊大方鼎的铭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那个铭实在太美了,而且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形意味,猛地一看像一个小人跪在地向另外一个人行礼,头顶那个“司”字完全可以看做是帝王的伞盖,这么解读完全符合这只大鼎本身所的意义,因为这是商王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大鼎,跟图的涵义完全吻合。
而且从构图方面来看,跟下边的两个字是浑然一体的,从整体结构看是一幅画。
当徐景行第一次在历史课本看到这个铭的拓印图时,真把它当成了一幅图,而不是三个字。
连他都能产生这样的解读方式,更不用说其他专家学者了,知识越渊博,对这个铭的解读方式越多,也越千百怪。
然而这不是说谁的解读方式错了,实在是因为商周时期距离现在太过遥远,流传下来的字又相对较少,这些字不是从龟甲找到的,是从青铜器找到的,可龟甲也好,青铜器也罢,所能承载的信息都很有限,一片龟甲能有三两个字?青铜器的铭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超过十个的也少,所以解读起来非常难。
距今为止发现的甲骨字总共约四千五百个,可是解读出来的才两千字左右,还有两千五百多个甲骨字没有解读出来,缺了那些没有解读出来的,整个语系变得支离破碎,是个不完整的东西,解读起来自然分歧重重。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继续发掘更多的甲骨字,字越多,解读起来越容易,跟大数据似得,数据越丰富,得到的信息越准确。这也是某些单位挂出高额赏金悬赏一些疑难杂字的原因,因为这东西确实需要群策群力,光靠那些个数量有限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来解读,可能好几辈子都做不完。
这还是古字研究科学如此发达的现在,如果搁在几十年前,那些人算想要仿写甲骨也不知道该怎么模仿,因为根本没有模板可供他们参考。
所以说只要在古玩发现甲骨,只要能确定甲骨的结构没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东西是最近这一二十年内仿造的;二,东西是真的。
这只小鼎的甲骨肯定没问题,尤其是字体结构,在“六书”方面跟汉字一脉相承,绝对不是什么人胡写乱画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字功底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铭,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书法造诣颇深的徐景行的。
因此他看到铭的瞬间知道这只小鼎要么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要么是商周时代传承下来的真品。
可是现代人的高仿之作显然仿不出那浓郁的灵气和凝实的本相,所以,这只小鼎一定是商周时期制作的。
只是不知道这只小鼎怎么会一代代的传承至今的,因为商周距离现如今实在太过遥远,一代代的传承下来而没有受到任何破坏,那得有多么的幸运啊?
不过他可不是专业人士,也没打算研究这只小鼎的来历,更没打算因此而写一篇论或者啥的,他只是想收藏这只小鼎,顶多偶尔拿出来用用,所以只要能确定小鼎是真品好。
可是他解释的太仔细了,把这只小鼎的珍贵之处解释的一清二楚,连一旁的林小雅也有点吃惊,“价值这么高?”
他点点头,“我可以确定,这只小鼎一旦被官方发现,绝对会被当成国宝供起来,地位甚至有可能跟后母戊大方鼎齐平,因为这只小鼎首先保存的好,其次边的铭多,这么多铭的商周鼎一旦面世,是真可能轰动全世界的。”
殷晓静有点急了,“这么贵重,要不,要不缴吧……”毕竟是正儿八经的电视台记者,觉悟相对来说还是较高的。
不过这女人也意识到这个要求有点强人所难,忍不住压低声音道:“大不了,大不了,我,我赔你……”
徐景行闻言好笑的看着有点难为情的殷晓静,忍不住道:“你打算怎么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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