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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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司令部于5月7日开始从曼西撤退。史迪威带中美少数人徒步西行，于24日抵达印度丁苏基，改乘飞机去新德里；罗卓英率长官部人员一面收容一面前进，于23日抵达印度因帕尔。
新38师决定脱离第5军，按史迪威和罗卓英的命令，于13日从曼西向印度因帕尔转进。第5军军部及新22师徒步在原始森林“野人山”山区，向胡冈河谷的大洛等地前进。时逢雨季，道路淹没，部队粮尽药绝，官兵以树皮野草充饥，一度迷失方向，绝粮8日，靠空投地图才于5月31日到达清加林长姆特。奉命改道进入印度，在美国空军空投粮药支援下，经新平洋，于7月25日抵达印度的莱多。沿途因饥饿疾病死亡两千余人。
第5军第96师和炮兵、工兵各一部，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6月14日到达葡萄，尔后即进入“野人山”山区，经受困境和第22师情况相同，辗转2月多，方翻越高黎贡山，于8月17日到达剑川。
第5军第200师4月25日在东枝地区结束战斗后，奉命向北转进，在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会合，并收容第6军两个营和新28师一部。在穿越昔卜、摩谷公路封锁线时，遭到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殉国。此次战斗，参谋主任董干、第599团团长刘树人、第600团团长刘吉汉均阵亡。
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该师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至云龙。此时全师仅余官兵2,600余人。
当年秋，国民政府为戴安澜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均赠送了挽词，高度赞扬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突出的战绩。
第66军（欠新38师）原任曼德勒、腊戍间防务。腊戍失守后，该军长张轸率新29师及新28师残部等沿滇缅公路在新维、贵街阻击日军，被日军第56师团搜索联队击退，尔后又在畹町、八莫、龙陵等地被日军第56师团第148联队及第56混成步兵团击溃，遂于5月4日至5日间，经惠通桥撤至永平、下关地区收容休整。
第6军于4月下旬撤至孟休后，收容所属各溃散部队；暂55师残部一千余人于29日撤至龙东。4月30日罗卓英电告腊戍已失，令第6军向景栋地区转移。
5月8日军部到达景栋，第49师、第93师及暂55师分别到达达高、滚欣、孟色特。在此期间，在滚欣及缅泰边境孟伯落附近，曾与日军及泰军发生小的战斗。5月15日奉军委会命令，放弃景栋，退入滇南，迅速撤至佛海、车里、大洛地区。至此，中国远征军各部队全部撤回滇西南境内。
中国远征军应英、美请求入缅援英作战，从1942年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至8月间撤出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公里，在许多局部战斗中，曾多次挫败日军，使日军遭到自南进以来少有的打击，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支援，并创造了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以及斯瓦河沿岸阻击战等出色战例，获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和钦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虽然，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且遭到重大损失，但并未能挽回缅甸战局的颓势，也没有达到与英军协守缅甸、保卫滇缅公路的战略目的。其原因甚多，最重要的有以下四点：
（1）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过迟，仓猝应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2）中英联军缺乏协同，以致贻误战机。
（3）中英两军指挥系统紊乱，层次多，不统一，影响全面作战。
（4）作战指导失误，忽视侧翼及后方安全，影响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