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隋

四月二十七日,圣主指挥远征军渡过辽水,开始第二次征伐高句丽。
同日,梁郡豪望韩相国在通济渠畔举旗造反。
同日,在齐王杨喃的敦促下,鲁郡太守李珉和彭城留守董纯联手收复蒙山后,决定趁胜追击,将蒙山余贼斩尽杀绝。鲁郡太守李珉遂统领鲁军日夜兼程西进杀贼,而董纯则遣司马董浚率三府鹰扬卫士随后跟进。
同日,水师总管来护儿回到东莱大营,命令副总管周法尚,即刻率军撤出大河水道,日夜兼程返回东莱,准备渡海远征。
同日,东都留守樊子盖因为对通济渠危机迟迟没有做出反应,遭到了文武百官的一致诘难,御史纷纷上奏弹劾,就连十二卫府的将军们都难以忍受了,公开指责,全面施压。
樊子盖有些抵挡不住,出兵剿贼的呼声太高,东都上上下下军政两界同仇敌忾,看上去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但正因为如此,樊子盖的头脑比往日更为清晰,目前东都的保守力量拥有压倒性优势,中立派以“骑墙”为乐,哪边风大就倒向哪边,而改革势力都随圣主东征去了,樊子盖势单力薄,如此局面下,若立场不坚定,在决策上被保守势力所左右,则必然伤及到圣主和改革派的利益。
迫于压力,樊子盖毅然把越王推到了“前台”,越王才是留守东都的决策者,而我这个东都留守不过是越王的马前卒,越王叫我于什么我就于什么,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位卑权轻,说了不算。
越王一个小屁孩,能做什么决策？但越王现在非同以往了,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在新一轮皇统之争中,被圣主强行逼上了越王这条船,被越王“绑架”了,成了越王的后盾,做了越王的支持者,如此一来,越王留守东都,实际上就是山东人留守东都,就如代王留守西京,实际上就是关陇人留守西京一样,决策权都在贵族集团手里。
当然了,圣主还是有智慧的,权力要制约,最起码表面上要制约,于是东都有民部尚书樊子盖兼任东都留守,西京有刑部尚书卫文升兼任西京留守。然而,关键时刻,两京政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事关两大贵族集团整体利益的时候,决策权肯定要被这两大贵族集团牢牢控制,而做为圣主代言人的樊子盖和卫文升只能积极配合和利用这两大贵族集团,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为圣主和改革派牟利,反之,他们也就辜负了圣主的重托,损害了改革派的权益,后果堪虑。
现在樊子盖的政治智慧开始发挥了,他退到幕后,把越王推到“前台”,把以崔氏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推到东都决策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必然就是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力量,与以崔氏为首的山东人大打出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而以虏姓贵族集团为主的中立骑墙派必然分裂,其中以刘氏为首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必然选择支持越王,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算是越王的“娘舅”,不支持也得支持,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虏姓贵族考虑到关陇人的整体利益,则必然要倒向保守势力,于是东都政坛上的厮杀还是平分秋色。这个局面对樊子盖和留守东都的改革势力十分有利,可以渔翁得利,可以左右逢源,可以轻松自如的控制东都政局。
果然,樊子盖不要尊严、不要脸面、卑鄙无耻的把头一缩,越王就成了他的“挡箭牌”,而越王的第一谋臣,越王府长史崔赜随即成了整个东都的众矢之的,所有政敌的“炮火”都对准他“狂轰滥炸”。
非常时刻,崔赜不敢大意,急邀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密议。
秘书省是中央六省之一,中央重要机构,下设著作和太史两局,主要职权是修史、历法和掌管宫廷图书典籍等,而校书郎则是著作局里一个校对文章和典校藏书的小吏,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小吏,能进秘书省这样的中央大机构,即便做个普通工作人员,其出身和学识亦非同一般,比如后世的白居易、王昌龄、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曾做过校书郎
校书郎崔处直便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出身博陵崔氏,是黄台公崔弘升的嫡长子,已废河南王妃崔钰的长兄,曾出任过汉王杨谅的长史,开皇末年因为崔氏在皇统之争中大败而惨遭打击,他被罪黜归家,但幸运的是,他因此避开了汉王杨谅之乱,所以等到崔氏“解禁”之后,他便得以重入仕途。
崔赜之所以能从通济渠危机看到东都危机,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智慧要比樊子盖高,而是因为他获得了樊子盖所不知道的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来源就是崔处直,就是远在河北的崔弘升。崔弘升现在是博陵崔氏各房各支中权势最大者,理所当然占据了家主的位置,但在享受博陵崔氏巨大资源的同时,他也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振兴崔氏的重任,而东都危机正好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开始谋划和布局,首要之务就是想方设法推动东都危机的爆发。东都危机是牟利之源,没有危机,崔氏如何牟利？没有更多的利益,崔氏又如何重振辉煌？
崔赜已经成功迫使樊子盖交出了决策权,心甘情愿地“退”到了执行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就是由他来代替越王决策,而前期决策的首要目标就是示敌以弱,就是欺骗政敌,就是让那些激进保守势力自我膨胀,自我失控,最终演变成政局失控,而政局失控必然会让某些激进的保守势力铤而走险,发动军事政变。
崔赜的这种做法很危险,你诱使别人疯狂了,但你能否抵挡别人的疯狂？能否拿别人的疯狂为己用？就如高空走钢丝,稍不小心就会出事,而任何一个意外比如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暴雨都会给他致命一击。
樊子盖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交出决策权,想必也看到了东都危机背后的实质,这场危机的实质是皇统之争,是关陇人和山东人之争,是权力和财富之争,而做为改革中坚的樊子盖,若想确保改革派的权力和财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坐山观虎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或者两败俱伤,但这都对改革派有利,既然如此为何不在他们的背后推一把？
当前东都城内保守力量太强大了,关陇人的实力太强大了,樊子盖不想与政敌们正面厮杀,所以退避三舍,以退为进,而崔赜又何尝不是心惊胆战？
崔赜看到崔处直后,马上把心中的担忧一一列举,最后他问了两个问题,通济渠会不会中断？齐王杨喃会不会兵临通济渠？
通济渠中断,通济渠两岸的局势失控,则证明越王决策错误,如此一来越王刚刚抢到手的决策权还没捂热,就又要被樊子盖拿回去了。通济渠断了,东都应该出兵剿贼,但假如这时齐王杨喃来了,恰好到了通济渠战场,东都怎么办？这个兵还出不出？不出兵,通济渠局势便被齐王杨喃控制,东都非常被动,远在东征战场上的圣主同样被动,假如齐王挟通济渠威胁东都和圣主,东都和圣主为了东征的胜利,除了妥协还有其他办法吗？到那时齐王能否如愿以偿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越王杨侗倒了,而被越王杨侗所“绑架”的崔氏也必将再遭重创。
崔处直知道崔赜面临的压力太大,否则以崔赜的沉稳,绝不会出现瞻前顾后之举,所以他直接给出了答复,齐王杨喃马上就要兵临通济渠。
崔赜吃惊了,这个消息从何而来？准确否？
“据某得到的消息,日前,安平公李百药应齐王之邀,已重返鲁郡,现在应该就在齐王帐下。”
崔赜一听就明白了,紧悬的心稍有松缓。李百药终于“出山”了,这说明赵郡李氏在博陵崔氏的重压下,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山东崔、李两大豪门、齐王杨喃和白发贼李风云这三股势力将联手操控局势的发展,通济渠危机已经开始了,东都危机也已拉开了序幕,接下来就是合力引爆东都危机,让改革派和保守派两虎相争,大打出手,只待两败俱伤之际,也就是圣主低头之时,而那一刻,三股势力获利丰厚,未来大有可为。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一切皆有可能。”崔赜告诫道,“我们未必大获全胜,对手也未必全盘皆输。”
崔处直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齐王到了通济渠,最着急的不是东都,而是西京。”
在新一轮皇统之争中,关陇本土贵族集团毫不留情地抛弃了齐王,但齐王却没有放弃,顽强挣扎,今日终于有了反败为胜的机会,可以预见,假如东都默契配合齐王,以通济渠挟持圣主,圣主会不会妥协？圣主必然妥协,但肯定要秋后算帐,而齐王为了阻御圣主的报复,必然抢在圣主之前建立自己的优势,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占据关陇,据关陇而称霸,如此一来,齐王和关陇本土贵族势必有一番争斗,这对圣主有利,圣主愿意看到两虎相争,必然积极推动,结果可想而知,就算齐王败亡了,关陇本土贵族也是元气大伤,最终白白便宜了圣主。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当齐王杨喃杀到通济渠,并与东都形成默契,挟通济渠而威胁圣主,西京就着急了,再也坐不住了,再也不能坐山观虎斗了,必然要“出手”。
崔赜听懂了。当前困扰黎阳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选择“大旗”,而最好的“大旗”就是代王杨侑,有了代王杨侑,黎阳就能与西京联手,集结所有的保守力量与改革派作战,胜算很大,但若想让代王杨侑做大旗,就要给西京最大利益,黎阳又不于了。
齐王杨喃的出现逼得西京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欺骗和利用黎阳来对抗齐王杨喃,但西京的欺骗手段岂能瞒得过黎阳？黎阳愤怒之下,一旦与齐王杨喃联手,西京就完了,所以为安全起见,西京就必须想方设法逼迫黎阳提前发动兵变。黎阳提前兵变,东征就结束了,圣主和远征军将会以最快速度返回平叛,而齐王杨喃看到黎阳必败无疑,当然不敢与黎阳联手,如此一来西京不但安全了,而且还能利用这场危机赚取到足够利益。
“又是自相残杀。”崔赜冷嘲道。
“我们看不到未来,实际上正如你所说,一切皆有可能。”崔处直摇摇头,神情非常严肃,“千万不要轻视了黎阳,如果东都失陷,我们一败涂地,西京是否还会自相残杀？”
崔赜哑然,压力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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