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血战

布，南京城肯定乱成一锅粥，抢先出城的部队就可避免被敌人追击的危险。说得白一点，就是谁跑得快谁就能保住性命。大家挤出门后，心急火燎地命令司机加大马力，返回部队。
唐生智和大家的心情一样，等大家一拥出门，他来不及收拾东西，只拎着一个随手携带的公文包，出了门就叫警卫部队在公馆四周浇上汽油，然后一把火将公馆烧个jīng光。唐生智匆匆赶到下关码头，坐上早已备好的小火lún，一溜烟向西逃去。
按照唐生智的撤退路线，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向下关撤退，然后到滁州集中，其余部队要从自己的阵地杀出一条血路，向城外撤逃。可是，这20万官兵无论从哪个方向突围，都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下关码头没有渡船，敌人又将南京形成了三四道包围圈，要冲出这些重兵把守的包围圈谈何容易？
撤退的命令传到各部，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下面的官兵们弃枪而跑，在街上寻找车子，向下关跑。已是半夜时分，哪里来的车子呢？不少军长、师长们在出了唐生智的公馆后，都没有回部队，就丢下部下向下关逃了。
悲剧就在这时开始了。数十万部队沿着中山北路，经古楼、山西路向下关拼命逃去。在下关维持秩序的宋希濂部队当时还没接到可以让部队从挹江门撤退的通知，他们还是执行着防止士兵从这里逃跑的命令，将高大的厚厚的红漆挹江门紧闭着，门前还堆着沙包，停着报废了的大卡车。唐生智曾来到下关，对宋希濂再三叮嘱，没有他的手令，不许放过一个逃兵。现在，千军万马拥到这里，对哨兵怎么说，哨兵也不相信他们的话，回答这些可怜的士兵:“唐长官有令，没有他的批准证明，任何人休想开门溜走！”为了执行这个命令，他们还不时地对拥来的士兵朝天鸣枪警告。逃命的士兵们拥挤着，推搡着，大声地骂着，有的士兵甚至气急败坏地朝守门的哨兵开枪，顿时，互相残杀开始了。
为了逃命，有人想点子找来绳子，或者干脆将衣服、被子等撕成布条，搓成绳子，然后将绳子的一头系在城门上的树干上，然后拥挤着抓着绳子往上爬。绳子承受不住重量断了，半空中的士兵便摔死在城墙下。当时的场面被一位身临其境的外国人所目睹，他撰写了一篇文章，描写当时的情景:
去下关和江边的路上，情形狼狈异常，堆满了中国军队所抛弃的来复枪、子弹、皮带、军装、汽车、卡车等等。无数的车辆燃烧着，一片可怕的大火场。通下关和江边的城门已经关闭，恐怖万分的士兵纷纷用绳子、绑腿布、皮带和布条吊下城墙，许多人是跌死了。
使尽浑身解数有幸逃到江边的官兵，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的命运，更为悲惨的局面摆到了他们的面前。江面上，浩浩的江水无风也有三尺浪，发出阵阵涛声，他们原先认为江边有大批船只在等着他们，现在成了梦想，江面上一只船也没有。山穷水尽时，官兵们为了活命，有的抱着一块木板跳下了江，一个浪头打来，就被卷进了江底。有的军官用高价雇了一条船，还没等他离岸，几十个人蜂拥着爬了上去，小小的木船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没到江心，便沉入江中……
在逃亡中，不乏绝顶聪明的军官，他们知道南京城被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去下关也不会有活路，情急之中脱下军衣，丢了军帽，用金条或现钞向老百姓买了便装套在身上，跟着叫花子，混进了难民区。但是，大多数人的伪装都被识别了出来，统统没有逃出敌人的魔爪，很快被送到城外，集体屠杀了。
当然，大官们的命运要比小官们和士兵们幸运。一般师以上长官，身上有钱，手下有一帮身qiáng力壮的卫兵，他们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能冲出包围圈，有个军长倾其所有，花了几十根金条，竟然买通了日本人，由日本人提供日本军官服，大摇大摆地出了中山门，在中山门，被日本卫兵恭恭敬敬地送出了门，这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坐着小火lún从下关到达对面的浦口码头，上了码头后又换上小轿车，一溜烟到了滁县，住进了高级宾馆内。第二天，他挎着照相机，出现在琅琊寺，喝着小和尚送来的六安瓜片名茶，悠闲地说:“欧阳修这个花花公子雅兴不小啊，老百姓没吃没穿，他竟然舞文弄墨，写下了一首醉翁亭记的歪诗。”
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跑到滁县，也不查问自己的部队究竟突出来多少人，竟然跑到滁县的酿泉钓起鱼来。
12月13日上午，在中国守军撤离时，日军从中山门、中华门、汉中门、水西门、集庆门、光华门、太平门、中央门等几个城门，如狂涛般拥进了南京城。开始了近代史上最为残酷的大屠杀。无辜的居民成了他们射击的活靶子；无辜的妇女成了这些野兽们的猎物;商店、民宅被洗劫一空；繁华的街道被他们用大火烧成灰烬。
一名叫外贺关次的日本兵，他这天记下了那个不堪目睹的场面。日记中写道:
三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转入进攻，一边bī近手举白旗的敌人，一边继续进行射击。途中，遇到二三十名败残兵卒，便枪杀或刺杀了他们。在南京南门车站，工兵队的胆大妄为者刺杀或绑在十字架上刺杀中国兵70名左右。城外，还有许多躺在敌人的尸体堆里，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最后通过我们的手，送他们上西天者，不计其数。
幸存者刘永兴回忆当年那场不堪入目的惨景时说:“我们是老南京了，住了好几代了，日本人进南京那年，我24岁，我是做裁缝的，那时住在城南张家衙。家有父母、弟弟和结婚不到半年的老婆。我们五个人都躲到大方巷的华侨招待所里面。
那天下午，一个鬼子到我们住的门口，他朝我招招手:‘出来，出来！’我走过去了，他要我弟弟也一起跟他走。
走到对面一个大广场上，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地上了。过了一会儿，翻译官说:‘做苦力去，都到下关码头搬东西去！’
有的不去，当场一枪。排好队就走，前头是穿黑制服的国民党警察开路，后头是日本人的马队压阵。路上死人很多，碰到人就抓，都带走。哪个跑，就开枪。
挹江门边上国民党的官兵好多被日本兵抓了，用铁丝穿大腿，一串一串的，都穿着军装。
到了下关码头天黑了。抓来的人很多，20个一串捆着，捆好就用枪扫。我在前面，连忙跟着别人跳江。这时，子弹的响声把耳朵都要震聋。打破头的、打断手的，一片哭叫声！
我身子全在泥水里，只有头露在上面。子弹从我的肩上穿过，棉袍子里的棉花都打出来了。机枪扫过后，日本兵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捅。没有打死的哇哇地叫。我在江水